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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呢？”尽管事先早就了解杨惠娟与一般刑事犯完全不同，可思维惯性还是促使李晓琴努力想挖掘一下，她自己想象的杨惠娟负案再逃时的恐惧心理。

    对这个问题，杨惠娟觉得十分可笑，她本想用辛辣的语言对李晓琴讽刺一番。但想到在当局一贯的污蔑下，人们对少年唐汉党员存在如此错误的认识也不奇怪，现在正需要由她去斥伪存真。于是尽量平和地回答道：“你说的那是作恶多端、没有信仰支持的刑事犯罪分子在逃亡时的惯常心理，不论是恐惧还是担忧，在我们革命党人身上从来都不会出现。尽管我们做好了时刻牺牲生命的准备，但并不会经常去想这件事。我们每天面临着繁重的任务，如果时刻考虑做这件事要被捕，干那件事会牺牲，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听了这样的回答，李晓琴才明白这群非法恐怖分子和以前采访过的普通刑事死囚完全不同。他们每天把杀人抢劫或策划新的恐怖事件当作工作来做，精力都放在考虑每个细节是否完善上，根本没有时间想到害怕，而且也确实不害怕。如果她再问杨惠娟走上这条道路是否后悔，无疑将贻笑大方，于是赶紧换了一个话题：“霍总统不属于贪官污吏，你为什么要冒着巨大风险，亲自潜入独立大议事堂，企图刺杀他？”

    自从在上城区刑警队重案组被问及这个问题后，杨惠娟知道此事涉及党的形象，面对人民时不能拒绝回答，否则就会失去人心。于是她苦心思考着逻辑上比较合理的回答，并最终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由于经过精心准备，她条理清晰地说道：“我们认为，作为腐败政府的职务最高的官员，霍玉辰所代表的利益是贪官污吏的利益，主要作为是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反革命行为。为使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领导人尽快出现，党决定由我对他执行革命制裁。因关键时候射击技术走样，我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内心深感遗憾，当然这也给了霍玉辰改弦易辙的机会。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霍玉辰个人作风清廉，能够在一定范围里听取群众意见，解决一些局部问题。有着区别于腐败政府中其他官员的思想品质，存在着转向革命的思想基础。如果他能够主动打击贪官污吏，建设廉洁高效政府，关心群众根本利益，相信还是能取得包括少年唐汉党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我觉得受制于整个腐败官僚集团，他不可能迈出关键性这一步，最后仍将被革命潮流淹没。”

    对于杨惠娟的这番回答，李晓琴大为惊讶。事前获准调看审讯记录的她，原以为杨惠娟仍会来个无可奉告，没想到听到这样一番宏篇大论。尤其是最后那段话，杨惠娟似乎成了历史审判官，在她面前霍玉辰像犯了错的小学生那样，只有痛改前非才能获得出路。而现实正好相反，你杨惠娟的性命是捏在霍玉辰手里的。出此大言的人只可能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心系天下，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另一种则为神志错乱，胡言乱语。杨惠娟属于哪一种情况呢？下一个问题可以用来测试。想到这里李晓琴又问：“杨小姐，你做的这一切父母知道吗？你觉得他们知道后会伤心吗？”

    一闻此言，刚才还意气风发的杨惠娟陷入沉默，因为马上开口肯定会忍不住哭泣。待情绪稳定以后，她才慢慢地说道：“少年唐汉党党员从事的革命事业，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惟独于个人不利。这种不利是危及生命的高度风险，没有哪个父母会同意自己的儿女参与这样的事业。但是，如果每个家庭都持这样的想法，没有人出头抗争，国家就只能听任腐败分子肆意摧残。因此，和我们党的很多党员一样，投身革命后我就切断了与父母的联系。他们并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总以为我是受不了失学的打击而离家出走的。每逢假期，他们就要通过同学提供的线索，四处寻找我的踪迹。但我却不能让他们知道真相，更无法回到他们身边。你们这档节目一播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真相大白……”

    杨惠娟喉咙发紧，实在讲不下去，只能再次用低头沉默掩饰。过了一会才吐出一句：“临死前能再见一面就好了。”

    李晓琴素来反对少年唐汉党的暴力行为，将他们设想为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但此时也不能不佩服杨惠娟的人格力量。她不再把杨惠娟做的“革命宣传”看作神志不清的梦魇之语，并承认奋身报国的奉献精神、憎恨丑恶产生的冷酷无情和珍惜亲情表现出的温柔可爱，在杨惠娟的身上实现了高度统一。她想为杨惠娟做点什么，情不自禁地说：“有什么话要对亲人说，就在这里说吧。虽然不一定能播出，但我会说服领导，将翻制的录音带寄给你父母的。”

    此时杨惠娟已经恢复了镇静，她思考了一下，对着话筒说道：“爸爸、mama，女儿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献给人民，这辈子不能再为您们尽孝，实在对不起您们了。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做您们的女儿，守在您们身边侍候您们，哪儿也不去了。”

    李晓琴完成了可能因被访方自认必死无疑而拒绝的艰难采访，杨惠娟则至少在摄像镜头前宣传了革命道理（虽然敌人未必敢完全播放采访录像，但她自信没有讲过可能被敌人利用的话语）。采访结束，双方都很满意，于是有了一次握手。“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