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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绝不是过分的而是最基本的——平等自由。我们欢迎所有支持我们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

艾德里安曾认为也许能从这里找到互相理解之门的钥匙，可是没几天，艾德里安就发现自己的想法像初恋的少女一样一厢情愿。

初露端倪是在那天，有个女孩儿找到亚历山卓说她愿意支持他们，因为她的哥哥也和他们一样苦闷。亚历山卓有礼地感谢她，却把她晾在一边，一桌人继续围着讨论，还是艾德里安为避免尴尬上前去和她说了几句话。那天晚上艾德里安问亚历山卓怎么不理那个女孩儿。

“你不是还感谢了她吗？”

“感谢是感谢，艾德，”亚历山卓挠头说，“但她能帮上什么忙呢——她不过是个女人。”可是后来有个女记者找上他们，他们就热情接待了。之后艾德里安还知道，他们这个组织并不欢迎犹太人。

除此之外，有个叫托马的，给了艾德里安一条新思路。他是因为对亚历山卓不满才和艾德里安说到一处去的：“他不过是个娘娘腔！把脸涂得像妓女一样白，还模仿德利莱夫人的香水味！”可是艾德里安也在他身上闻到了那股模仿失败的香味，只是和亚历山卓失败的配方不同。

这一伙人暗地里互相瞧不起——和普通男性一样，他们的以貌取人有着与生育来的残酷（当然女性也如此，只是大多表达更为温和）：谁的鼻子是塌的，谁的眼睛是吊的，谁的体毛太多了（或太少了），一点也不性感……

艾德里安总算是明白那句“我们和他们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了：他们渴望理解却拒绝沟通，宁愿把自己关在“受歧视者”的弱者牢笼里，每日念些痴情且悲伤的诗句的同时私生活混乱惊人；他们反对歧视声称要伸张正义，然而与此同时理所当然地歧视着女性、穷人、犹太人、缺陷者……他们也盲目跟风，观望他人的态度以形成“主见”，附庸风雅和权威。艾德里安想，无外乎要主流社会的人理解他们这样难。

但艾德里安也看到，托马虽然尖酸刻薄但不会拒绝他人让他帮忙的请求，亚历山卓决不允许自己人受欺负……杜兰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所以我才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他们年纪小，市井气十足。”可是艾德里安也在杜兰身上见到了亚历山卓等人相似的弱点，只是像传得更远的声音一样更加微弱而已（艾德里安想，在自己身上一定也是如此）。

“所以我没法回家。我无脸去让父母谅解。我不能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给我平等和自由。’”艾德里安说这句话时，纳夫塔利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前额的头发和睫毛卷曲成一个弧度。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虽然我们认识一个人，和他们面对面说着话，然而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如果卡尔不告诉我画友会上的事，如果我没看到报纸上那些关于绘画的论战，如果我也没有在墓地遇到纳夫塔利，和在酒馆听到他的过往，我可能还以为他只是在我家给我母亲画肖像的那个犹太画家而已——严肃、冰冷、一丝不苟、缺乏激情。

那些发生在我和他交集之外的、我知道或不知道的事情，都在促使着他的形成和改变。依据我春天下的订单，十月中旬，他来到我家替我过生日的母亲完成了她的肖像。

“纳夫塔利先生，您的画比以前更美了。”我作为一个门外汉说了一些自己的拙见。

“是吗？”纳夫塔利浓密的大胡子下盖住的厚嘴唇显出一丝笑意。

“您的色彩比以前更鲜亮了，但鼻子还是鼻子，眼睛还是眼睛。”

他一边给我讲解我听不懂的关于色彩的主客观问题，一边擦擦脸上的汗，米色（我猜它本来是白色但已毁色了）打褶的薄衬衫打湿了贴在身上。我很羡慕他的身材，但食欲和懒惰注定我这一生与好身材无缘。

“但您画里的这种色彩显然比我身上真实的颜色更好看。”我指着画上的衣服。

纳夫塔利黑色的眼睛陷入了思索，他说作画就像统治一个国家，如果滥用权力让人可以获得许多个人的快乐，但“人的想象原本就来自自然且极为有限。很难说想象是否真的可以使现实的东西更美——您的这件外套本身的色彩有着它自己的效用与历史，但它放在画面上确实有点暗淡了。”

我只能用门外汉特有的莽撞安慰他说：“但造物主确实给了我们想象。”然后满意地验收了画作。

作者有话要说：

☆、在文森

纳夫塔利有个预感。

虽然在文森的两人总在开着调色板、颜料、未清洗的画笔的花地里漫步，在铁钉和木棍的地荆旁打盹，在秋天的比利牛斯山般五彩缤纷的画的丛林中嬉戏。

有时，艾德里安陪着纳夫塔利读一些法语的名著，他自己也学着说连珠炮般的意大利语。不过常学到一半他就忍俊不禁，还对纳夫塔利说：“我不知道舌头该往哪里放。”

有时，纳夫塔利会故意让艾德里安去拿高到他根本拿不到的柜子里的工具，这样他就能欣赏艾德里安衬衫上肩胛骨下那片米色的阴影，和因为跳起而散乱的头发。

但有时，纳夫塔利半夜醒来却发现艾德里安不见了踪影。他那时悄悄走下台阶，看到月光穿过树林洒在画室斜挂的纱布和满地画笔上。

艾德里安一个人坐在纳夫塔利未完工的画前，就在那个缺了角的茶几边。他用手指的关节摩挲着嘴唇。月光为他的毛发铺上一层晶莹的淡蓝。

还有一次，有时纳夫塔利进城卖画，艾德里安就一人在小屋里画画。他画了他们的小屋，红色的烟囱被涂成了灰色。

艾德里安笑着摩挲着画纸的边缘向纳夫塔利解释说：“我想起以前小时候我们在塞纳河边的房子了——就是打仗之前——mama那会儿总爱向昂立夫人请教如何保养皮肤。有天吃饭时我不小心打翻了水杯，父亲瞪着眼睛大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笨！’母亲也皱起眉头，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回事！’我跑回房间躲起来哭了，母亲发现了，大吃一惊说：‘我从没想到你是这么小气的孩子！怎么，很委屈吗？你好好想想你错在哪儿！’见我哭得更厉害了，父亲就怒斥我说：‘简直莫名其妙！’到后来，克莱蒙和穆勒先生（他是我小时候的家庭教师）也都认为我是个大笨蛋。

“想到穆勒先生，我又想起打仗时我们逃走那天了。那天我醒来，整个二楼一个人都没有，我走到客厅，看到穆勒先生背对着和谁说我们要赶紧走。他穿着深蓝色的西服……虽然我不喜欢他这个人，但我很喜欢他的手，关节很漂亮。那天他带着我上了马车，我回头看着我们的屋子，到后来，我只看得见烟囱了。我想着这件事，稀里糊涂就上错了色。”